第八十三章 海军学员阿卡迪奥的故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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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民族向来喜欢在秋天的时候进攻他们的敌人，因为这个时候草原上牛羊肥俊，天气干爽。而大多数的产粮区此时正进入丰收时节，所有的男人包括士兵们都要被安排到田野上进行收割，这往往造成了动员力在短时间内大大降低，因为熟透的粮食就在眼前，很少有人会狠心完全抛弃这一切。这种患得患失很容易被草原士兵利用，他们不需要考虑得失，一路上以战养战，通过抢劫农夫的粮食就能维持军队的食物供给，并在同时减轻对后方补给的要求。
但是正是这种固有的习惯，造成了农业文明在秋天的时候防备心就会大大的增强。在伦迪亚堡，每到秋收之时，成年的农夫就必须接受征召，到伦迪亚堡的驻地报到，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在几年的时间里训练过三次后，这些农夫就会被正式的纳入民兵系统，从此他们可以安心的呆在地方上。这种藏兵于民的方式很和帝国的胃口，帝国向来希望它的臣民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从而减轻帝国的负担。
斯瓦迪亚人在多年的与草原民族的打交道中养成了“防秋”的习惯，每到秋天的时候，伦迪亚堡就会向周围的村庄驻派少量士兵，用来凝聚民兵部队，并且组织这些人进行巡逻和放哨。在秋收结束后，这些士兵们就会返回城堡。
伦迪亚堡曾经只是一座小堡垒，它处于草原与粮区的交界处，在过去，它是帝国腹地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贸易站。只有一些运粮官和商人知道它的所在，它在大部分时间里面只是一个提供过往商队落脚和粮队存粮的地方。但是在库吉特人突破则加西山口之后，伦迪亚堡的地位凸显了出来，他现在是德赫瑞姆以东的平原上最后的屏障了。
斯瓦迪亚人曾在这里几次集结士兵，想把库吉特人赶回山口去，但是由于将军的指挥失误以及士兵的士气涣散，终归失败了。在几次进攻都没有完成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斯瓦迪亚人无奈的选择了守势，他们扩建了伦迪亚堡，将城堡的存粮从一年用量增加到了三年用量。而驻军则在合并了草原上的一些哨站之后，增加到了600人，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面，随着局势的变化，这个数字也一直在波动，当斯瓦迪亚新东军开始向伦迪亚堡驻扎的时候，伦迪亚堡已经拥有了800多名士兵，并且在周围的村庄里面训练了接近两倍的民兵力量。而这个地方的农夫由于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养成了尚武的传统，加之这个地区本来就民风彪悍，如今即使抛开伦迪亚堡，这一片地区的斯瓦迪亚人也是不可小视的力量。
连续出现的极度寒冷的冬天让南草原的新贵们损失巨大，这些人大多是十几年前随着库吉特王冲出则加西山口的将士。他们在则加西山口以内，几乎毫无出头的机会，所有的矿山、草场、集市都已经被各种老牌贵族瓜分一空，所以这些人非常的期待能够得到抢劫财富的机会。其实一个国家的有产者都是不希望战争的，因为战争并不一定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反而有可能让他们既有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那些底层的牧民、武士以及失去产业的贵族却无时无刻不在祈祷战争降临，只有骚乱才可能动摇已经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从而让他们获得上升的机会。
其实这种情况在很早之前就在斯瓦迪亚被人发现了，斯瓦迪亚的开国之君，那位被历代君王奉为太祖的人就是一名卡拉德的下级贵族，他深谙人性之中愿意赌博的天性。他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下级军官一步步的成为开国之君，并不是崇拜他的人所说的他是天命所归，也不是诋毁他的人所说的他是欺世盗名。他做的很简单，那就是利用人民对局势的不满，挑动出一场巨变，在这场混乱之中，他用铁的手腕和远大的前景聚拢了一大批人为自己战斗，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的果实。
对于他队伍里的主力，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恰当的称之为“无产流氓者”，他的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人没有产业，是一种不安的力量。他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不在乎参加任何一次冒险用来换取万分之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恰当的引导下，他们能够勇敢的战斗，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但是他们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太强，这种欲望能把他们塑造成最有力的革命者，也能稍不留神就让他们成为最可怕的破坏者。我们必须善加引导，在胜利之余一定不能忘记安抚他们```可以通过瓜分少数既有产业者去满足这部分人，那样，新生的国家就拥有了最狂热的支持者了```”
这种覆灭了卡拉德帝国的“无产流氓者”的精神，现在在库吉特南部贫穷的贵族身上重新复活了。这些新贵们大都没有根基牢固的产业，他们在十几年前突然崛起，在南部草原上获得了大大小小的产业，在那里，他们用尽了财产去开发土地。他们在奋斗中变成了最精明的农场主和作坊主，他们开始变得畏首畏尾，不再期望战乱，他们的野心渐渐消弭，只希望在自己安逸的土地上终老一生。
但是数年前，天气突然急剧恶化，这些人眼睁睁的看着牛羊被冻死在自己的窝棚里；看着作坊因为货源枯竭而陷入停顿；看着土地上的青稞、荠麦、小麦的收成一点点的萎靡下去却无能为力。
在则加西山口以北，老贵族们蒙受了损失之后，再不济也就是从自家的后院里面挖一个大坑，从里面掏出一个已经埋了一百多年的装满第纳尔的坛子，靠着祖先的福荫就能度过困难时期；而在则加西山口以南，新贵族们只能在看着满院子死去的牛羊、看着空荡荡的谷仓、看着饿哭的孩子和没有新衣裳的女人独自默默的发呆。这些人的后院里面没有古老的家族留给他们的救急钱，他们的选择只能是穿上已经有些生锈的铠甲，然后走进仓库里面，拿出落满灰尘的马刀。
寒冷带来的贫困将越来越多的库吉特人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些人在草原上的毡房里面聚会，喝着已经渐渐昂贵的马奶酒窃窃私语。他们彼此传说着这种消息：在西方温暖的大地上，有满仓满仓的小麦和山药；有满屋满屋的首饰和布匹；有最精巧的金属器皿；有最水灵的女人。那里的人们畏惧战争，那里的战士不能作战，那里的政府懦弱无能，那里的君王昏庸老迈。
传言如同罂粟的汁液，让人上瘾。越来越多的人情愿抛下破败的产业加入汗王的军队了，开战的压力自下而上传递着。这种压力传递到满脸阴郁的库吉特王那里的时候，变成了几个贵族代表慷慨激昂的劝谏，他们向汗王信誓旦旦的保证：战事一开，所有的矛盾都会消弭，汗国会在战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油灯昏暗的大帐内，库吉特王孤单的坐在王位上，用左手小臂支撑着自己略显沉重的脑袋，他听着下面的几个满脸都是热切表情的人的劝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疲倦。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库吉特王盘算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开战，他们要求即使不开战也应该陈兵边境，向中土国家勒索。
库吉特王知道这些人代表的是他们身后无数的宗族关系网，他无意去挑战这些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知道，他的荣耀与这些人休戚与共。他必须满足这些人的欲望才有可能坐稳自己的王座。这种感触让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他知道，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库吉特的中兴之主：他带着库吉特的男人们突破了斯瓦迪亚精心的构筑了几百年的屏障，把库吉特的土地扩大了一倍；他让库吉特人不再只知道放牧射狼，学会了耕作生产；他开明的接受一切民族的移民来让库吉特变得更强大更繁荣。
只有他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构思，那些只是库吉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自然而然的扩张和进步。一个草原民族在目睹了农耕文明的繁华和先进后，很自然的就会趋向于去学习和模仿；而一个民族因为人口膨胀而无法局限一隅的时候，必然会通过战争去获取更多。这种国家意志所决定的国家行为，往往被归结于他的雄才大略之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的无力。他只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平衡着国家各种势力的仲裁者，像是一个殚精竭虑的农夫，规整着自己的土地，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很多时候，他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一旦贵族们达成了共识，他就很难再改变了什么了，他能做的不过是选择怎么去做，而不是决定是否要去做。
草原民族向来喜欢在秋天的时候进攻他们的敌人，因为这个时候草原上牛羊肥俊，天气干爽。而大多数的产粮区此时正进入丰收时节，所有的男人包括士兵们都要被安排到田野上进行收割，这往往造成了动员力在短时间内大大降低，因为熟透的粮食就在眼前，很少有人会狠心完全抛弃这一切。这种患得患失很容易被草原士兵利用，他们不需要考虑得失，一路上以战养战，通过抢劫农夫的粮食就能维持军队的食物供给，并在同时减轻对后方补给的要求。
但是正是这种固有的习惯，造成了农业文明在秋天的时候防备心就会大大的增强。在伦迪亚堡，每到秋收之时，成年的农夫就必须接受征召，到伦迪亚堡的驻地报到，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在几年的时间里训练过三次后，这些农夫就会被正式的纳入民兵系统，从此他们可以安心的呆在地方上。这种藏兵于民的方式很和帝国的胃口，帝国向来希望它的臣民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从而减轻帝国的负担。
斯瓦迪亚人在多年的与草原民族的打交道中养成了“防秋”的习惯，每到秋天的时候，伦迪亚堡就会向周围的村庄驻派少量士兵，用来凝聚民兵部队，并且组织这些人进行巡逻和放哨。在秋收结束后，这些士兵们就会返回城堡。
伦迪亚堡曾经只是一座小堡垒，它处于草原与粮区的交界处，在过去，它是帝国腹地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贸易站。只有一些运粮官和商人知道它的所在，它在大部分时间里面只是一个提供过往商队落脚和粮队存粮的地方。但是在库吉特人突破则加西山口之后，伦迪亚堡的地位凸显了出来，他现在是德赫瑞姆以东的平原上最后的屏障了。
斯瓦迪亚人曾在这里几次集结士兵，想把库吉特人赶回山口去，但是由于将军的指挥失误以及士兵的士气涣散，终归失败了。在几次进攻都没有完成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斯瓦迪亚人无奈的选择了守势，他们扩建了伦迪亚堡，将城堡的存粮从一年用量增加到了三年用量。而驻军则在合并了草原上的一些哨站之后，增加到了600人，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面，随着局势的变化，这个数字也一直在波动，当斯瓦迪亚新东军开始向伦迪亚堡驻扎的时候，伦迪亚堡已经拥有了800多名士兵，并且在周围的村庄里面训练了接近两倍的民兵力量。而这个地方的农夫由于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养成了尚武的传统，加之这个地区本来就民风彪悍，如今即使抛开伦迪亚堡，这一片地区的斯瓦迪亚人也是不可小视的力量。
连续出现的极度寒冷的冬天让南草原的新贵们损失巨大，这些人大多是十几年前随着库吉特王冲出则加西山口的将士。他们在则加西山口以内，几乎毫无出头的机会，所有的矿山、草场、集市都已经被各种老牌贵族瓜分一空，所以这些人非常的期待能够得到抢劫财富的机会。其实一个国家的有产者都是不希望战争的，因为战争并不一定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反而有可能让他们既有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那些底层的牧民、武士以及失去产业的贵族却无时无刻不在祈祷战争降临，只有骚乱才可能动摇已经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从而让他们获得上升的机会。
其实这种情况在很早之前就在斯瓦迪亚被人发现了，斯瓦迪亚的开国之君，那位被历代君王奉为太祖的人就是一名卡拉德的下级贵族，他深谙人性之中愿意赌博的天性。他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下级军官一步步的成为开国之君，并不是崇拜他的人所说的他是天命所归，也不是诋毁他的人所说的他是欺世盗名。他做的很简单，那就是利用人民对局势的不满，挑动出一场巨变，在这场混乱之中，他用铁的手腕和远大的前景聚拢了一大批人为自己战斗，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的果实。
对于他队伍里的主力，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恰当的称之为“无产流氓者”，他的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人没有产业，是一种不安的力量。他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不在乎参加任何一次冒险用来换取万分之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恰当的引导下，他们能够勇敢的战斗，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但是他们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太强，这种欲望能把他们塑造成最有力的革命者，也能稍不留神就让他们成为最可怕的破坏者。我们必须善加引导，在胜利之余一定不能忘记安抚他们```可以通过瓜分少数既有产业者去满足这部分人，那样，新生的国家就拥有了最狂热的支持者了```”
这种覆灭了卡拉德帝国的“无产流氓者”的精神，现在在库吉特南部贫穷的贵族身上重新复活了。这些新贵们大都没有根基牢固的产业，他们在十几年前突然崛起，在南部草原上获得了大大小小的产业，在那里，他们用尽了财产去开发土地。他们在奋斗中变成了最精明的农场主和作坊主，他们开始变得畏首畏尾，不再期望战乱，他们的野心渐渐消弭，只希望在自己安逸的土地上终老一生。
但是数年前，天气突然急剧恶化，这些人眼睁睁的看着牛羊被冻死在自己的窝棚里；看着作坊因为货源枯竭而陷入停顿；看着土地上的青稞、荠麦、小麦的收成一点点的萎靡下去却无能为力。
在则加西山口以北，老贵族们蒙受了损失之后，再不济也就是从自家的后院里面挖一个大坑，从里面掏出一个已经埋了一百多年的装满第纳尔的坛子，靠着祖先的福荫就能度过困难时期；而在则加西山口以南，新贵族们只能在看着满院子死去的牛羊、看着空荡荡的谷仓、看着饿哭的孩子和没有新衣裳的女人独自默默的发呆。这些人的后院里面没有古老的家族留给他们的救急钱，他们的选择只能是穿上已经有些生锈的铠甲，然后走进仓库里面，拿出落满灰尘的马刀。
寒冷带来的贫困将越来越多的库吉特人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些人在草原上的毡房里面聚会，喝着已经渐渐昂贵的马奶酒窃窃私语。他们彼此传说着这种消息：在西方温暖的大地上，有满仓满仓的小麦和山药；有满屋满屋的首饰和布匹；有最精巧的金属器皿；有最水灵的女人。那里的人们畏惧战争，那里的战士不能作战，那里的政府懦弱无能，那里的君王昏庸老迈。
传言如同罂粟的汁液，让人上瘾。越来越多的人情愿抛下破败的产业加入汗王的军队了，开战的压力自下而上传递着。这种压力传递到满脸阴郁的库吉特王那里的时候，变成了几个贵族代表慷慨激昂的劝谏，他们向汗王信誓旦旦的保证：战事一开，所有的矛盾都会消弭，汗国会在战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油灯昏暗的大帐内，库吉特王孤单的坐在王位上，用左手小臂支撑着自己略显沉重的脑袋，他听着下面的几个满脸都是热切表情的人的劝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疲倦。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库吉特王盘算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开战，他们要求即使不开战也应该陈兵边境，向中土国家勒索。
库吉特王知道这些人代表的是他们身后无数的宗族关系网，他无意去挑战这些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知道，他的荣耀与这些人休戚与共。他必须满足这些人的欲望才有可能坐稳自己的王座。这种感触让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他知道，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库吉特的中兴之主：他带着库吉特的男人们突破了斯瓦迪亚精心的构筑了几百年的屏障，把库吉特的土地扩大了一倍；他让库吉特人不再只知道放牧射狼，学会了耕作生产；他开明的接受一切民族的移民来让库吉特变得更强大更繁荣。
只有他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构思，那些只是库吉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自然而然的扩张和进步。一个草原民族在目睹了农耕文明的繁华和先进后，很自然的就会趋向于去学习和模仿；而一个民族因为人口膨胀而无法局限一隅的时候，必然会通过战争去获取更多。这种国家意志所决定的国家行为，往往被归结于他的雄才大略之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的无力。他只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平衡着国家各种势力的仲裁者，像是一个殚精竭虑的农夫，规整着自己的土地，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很多时候，他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一旦贵族们达成了共识，他就很难再改变了什么了，他能做的不过是选择怎么去做，而不是决定是否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