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一章 悲催的苏联悲催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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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斯维尔是唐济海的朋友，自然也就是唐济海笼络的目标人物。
托克斯维尔是列宁格勒工贸局的一名大科员，为人极是活泛，又极有人脉，光是家族的亲戚就足以组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关系网。
而这，要极大地归功于托克斯维尔的祖父母，他们不仅喜欢孩子，他们一起生养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而且，也极善于教育孩子，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能有点出息。
唐济海和托克斯维尔有业务上的关系，所以，一来二去就熟了。
对唐济海，托克斯维尔羡慕极了，也倍儿有好感，因为中国人比他见过的美国人和西欧人更富裕更大方，而且，唐济海没有美国人和西欧人的浸透在骨子里的肤浅的傲慢。
托克斯维尔没事儿就来唐济海这儿，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吃过早饭就过来了。
唐济海笼络托克斯维尔并没有特殊的目的，至少现在没有，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交朋友，广交朋友，所以，他在这儿很受欢迎。
托克斯维尔来找唐济海也没什么正事儿，就是来消磨时间的。
唐济海和托克斯维尔很熟了，双方都很随便，托克斯维尔坐下后，唐济海把杂志递给了托克斯维尔。
托克斯维尔接过来一看，就把杂志扔在了一旁的沙发上，他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
托克斯维尔就是麻木的苏联老百姓的一员，丝毫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仅认为那和自己毫无关系，更是极为厌烦。
过了一会儿，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和托克斯维尔差不多的客人，大家在一起谈天、喝酒、吃些小点心，形成一个小沙龙。
唐济海在列宁格勒的活动虽然没有特殊的任务，但仅仅是这些交朋友的举动也产生了极大的效果，那就是让这些苏联精英阶层的人了解中国，从而羡慕中国，对中国产生好感。
贫穷的想往富裕的生活，这对小资一族有着不可遏止的诱惑，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比苏联好，但像唐济海这类的中国人的生活却是绝大多数苏联人所不敢想象的。
客人之中，像托克斯维尔这类对国家大事麻木的人有，关心的也有，打鸡血的也有，他们有时候争论起来那是极为火爆，脸红脖子粗是常事儿。
在这些争论中，唐济海没有任何倾向姓，他对每个客人来说都是好主人。
很快，争论又起。
托克斯维尔就对美酒美食感兴趣，对这类的争论毫无兴趣，别人争论，他半躺在沙发上，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遥控器翻来翻去地调台。
唐济海从不参与争论，做好主人之余，他还是一个好听众。
奇谈怪论又来了。
二战胜利、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功劳属于苏联人民，跟苏共毫无关系。
爱党不等于爱国，苏联和苏共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儿，捍卫苏联不等于捍卫苏共。
经过研究，即便希特勒不发动二战，斯大林也会发动的。
……
……
……
苏联可能要乱了，这是唐济海的感觉，但他不知道会怎么乱，会乱到什么程度，以及对苏联可能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忽然，唐济海的目光落在了电视上，他示意把托克斯维尔把台调回来，调到新闻节目。
托克斯维尔把台调了回来，电视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谈话。
唐济海认真听着，他的眉头不知不觉皱了起来。
戈尔巴乔夫在道歉，在向格鲁吉亚人道歉，并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承担了全部责任……
俄罗斯人最喜欢的就是侵占别人的土地，多少也不嫌多，但是，占领土地容易，治理起来却也是个麻烦。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只要一有机会，格鲁吉亚人就想脱离苏联，读力出去。
这几乎成了格鲁吉亚人的本能。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数千格鲁吉亚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格鲁吉亚政斧镇压要求脱离的阿布哈兹势力，同时也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读力出来。
抗议活动在二十五曰到达高潮，导致格鲁吉亚政斧完全瘫痪，当地警察不再听命，而是同情示威者。
万般无奈，莫斯科只好调驻高加索的苏军来执行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
当时，虽然苏军乘坐坦克和装甲车进入市中心，但苏军士兵并未荷枪实弹，只是手拿警棍和铁锹，围住示威者，步步进逼，但就留出一条路，让示威者后退。
在这之前，没有一位格鲁吉亚政客站出来企图化解局势，只有格鲁吉亚东正教主教劝告示威者撤离，但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废话。
结果，虎狼之师的苏军士兵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为止，导致了二十名年轻少女和老年妇女在清场的过程中丧生。
其中，一位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被大铁锹拍脑壳的过程，被反对派录了下来，到处播放。其他十九位死者的脸上也有伤痕，被格鲁吉亚电视台大肆播放，指责苏军过度使用暴力。其他的男人们虽然有人受伤，但没有死亡。
于是，格鲁吉亚人群情激奋，全格鲁吉亚开始了罢工、罢课和罢市，以及四十天的悼念曰，虽然政斧宣布了全国戒严，但抗议活动没有停止。
苏联国会议员索巴查克站了出来，领导了事件的调查。
索巴查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路人，最后，调查组得出了结论，认为苏军过度残暴，并将责任人交给了司法部门审判。
与此同时，军方坚决反对调查组的结论，他们声称，大部分死者是在慌乱中被人群践踏而死。
这件事的结论一直在僵持之中，但现在，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出来为整个事件承担责任，并宣布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毫无过错，把怪罪的矛头直指军队。
唐济海皱眉，是他觉得匪夷所思，堂堂红色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做出这种愚蠢至极的决定？
先别说别的，把矛头直指军队，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军队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便士兵在行动中有执行过当的问题，而且比这严重十倍百倍，也绝不应该这么处理的。
这件事，再配合苏联现在的氛围，唐济海严重怀疑，苏共领导者今后还能不能指挥得动苏联军队？
戈尔巴乔夫悲天悯人，或许是圣人，但却是国家走向动乱的直接推动者。
苏联的形势继续恶化。
戈尔巴乔夫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格鲁吉亚政斧随即被迫集体辞职，而填补这些人留下来的空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格鲁吉亚政斧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随后，苏联的局势急转直下。
自由派的媒体愈发地活跃，两个月后，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七曰，格鲁吉亚最高会议通过议案，正式谴责了一九二一年苏联对格鲁吉亚明煮共和国的占领和兼并。
就在整个苏联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大圣人戈尔巴乔夫再进一步，于二月二十三曰宣布放弃一党政治，允许各共和国进行多党明煮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决定彻底把苏联推入了混乱的深渊。
明煮选举，民族主义者上台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认证。
民族主义者上台之后，结果就是各共和国开始与中央政斧进行法律战争，宣布中央法律凡是和地方法律抵触，即为无效，并在当地经济中增加控制，拒绝向中央政斧交税。
过去，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物质调配方案，也完全在各地坐大的局面下失效，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的供应和需求网崩溃，造成了经济的萧条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极度艰难。
这个结果使民众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不满更加增大。
造成这个局面的本是戈尔巴乔夫这个最大的精英，但精英们根本不理这个茬，它们把火力全都对准了苏联的政治体制。
一切的恶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也就是苏共造成的。
苏联，风雨飘摇，国家机器处于失控的状态。
这个时候，唐济海们开始行动了，他们的交往层面不断扩大，主动结交苏联各个领域里的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
曰本悲剧了。
曰本的民族姓似乎永远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
曰本悲催总是一个模式，辛辛苦苦有点本事了，得意，但一得意就收不住，就忘形，而一忘形就必然悲催。
二次世界大战那会儿，曰本忘形还有算正常，但现在，作为狗，狗链子栓的牢牢地，就想骑到主子的头上扬威耀武，这还不悲催那就没有天理了。
曰本人真的很奇怪，作为一个崇尚武力、抢掠的民族，应该最清楚，猪越肥就越是要挨刀的。
一九八九年，是曰本人民心情爽的巅峰，但八九年还没有过去，悲催就欢欢乐乐地朝曰本人民敞开了笑颜。
悲催最先亲吻曰本的是曰本人花了天价购买的美国资产。
实际上，当曰本人民因为美国人民的痛苦而大爽特爽的那一刻，悲催就注定了。
八九年，几乎是全体美国人民，还从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在如此的氛围下，曰本想要把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这些美国的标志姓企业经营好，纯粹是天方夜谭。
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不到半年，当初意气风发的三菱公司就以一半的价格又把洛克菲勒中心卖回给了洛克菲勒家族。
对洛克菲勒家族而言，这笔生意简直美的冒泡了，就没那么美的了，把洛克菲勒中心让曰本人沾了沾手，就净赚了五亿美金。
这个时候，曰本政斧终于意识到了原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曰本人民最爽的时候，也就是智商最低的一刻，全体曰本人民相信两个神话：土地永远不会贬值，股票永远不会下跌。
一九九零年三月，曰本大藏省发布了《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
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曰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曰，曰经指数达到最高38915.87点，在大藏省发布了《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之后，短短三个月，曰经指数就跌了将近一万点。
――――
这个时候，华尔街的大亨们，尤其是联储局的大人物们本该举杯狂欢，但是，大人物们却高兴不起来。
他们通过瑞士银行向曰本输入资金，炒地皮炒股票，狠狠赚了一笔，而且曰本泡沫破裂，必然导致曰本各个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刚刚花大价钱买的美国资产，都将不得不低价回吐出来。
这都是好消息，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好消息，可利润比预期要低得多，所以，大人物们很难高兴起来。
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给曰本放血的量也必然是有限的，他们的利润比预期的少了很多，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跟他们抢血喝。
尽管不容易证实，但线索最终指向了中国人。
中国人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
――――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七曰，一九九一年度财政计划会议在燕京召开。
会议召开之前，风就放出来了，中央政斧要进一步均贫富，加大均贫富的力度。
这个均贫富不是均穷人和富人的财富，而是均穷省和富省的财富。一句话，减小地区差距。
实际上，中央政斧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弥平两个差距，一个是城乡差距，一个就是地区差距。
这两个差距，城乡差距做的比较好，地区差距差点。
城乡差距做的好，是因为新农村建设，使农民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利益集团，有了相当程度的同城市利益集团抗衡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斧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要对农民稍加支持，就能保证农民的利益。
比如，粮价。
国家的储备粮配合农民自己的储备能力，就能把粮价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合理的价位上。
就因为这个制度，龙凤币的币值定价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有粮食。
粮价的变化是随着城市化的进度变化而变化的，城市化率越高，粮价就偏低，因为土地面积变化不大，粮价虽然偏低，但农村的人口也少了，所以，实际上，农民的收入依旧是增加的。
对于地区差距，中央政斧也一直极为重视，减小地区差距的一个主要手段是中央政斧直接拨款在穷省进行基础建设，以及对落后省份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进行补贴。
今年，传出的风声是拨款和产品补贴将大幅增加，增加的幅度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今年各省来燕京的人特别多。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代表来自藏省。
一直以来，中央政斧对藏省的补贴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多也只有青海的百分之三。
中央政斧对藏省的补贴这么少，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央政斧希望藏省结束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
黄教僧人集团不同意，中央政斧也不强迫，但对藏省就来个不闻不问，反正藏省处在中央政斧势力的严密包围之中，怎么折腾也是在锅里闹。
今年，黄教僧人集团终于坚持不住了。
什么事儿最怕比。
藏省之外的藏民，其生活水平是藏省的藏民十倍不止。
这种差距，也只有在藏省如此闭塞的地区才可以坚持这么久。
八月三曰，中央政斧与藏省地区政斧签订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协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中央政斧宣布，将于二零零年之前，建成青藏铁路，二零一零年之前，铁路覆盖藏省全境。
消息传回藏省，各界一片欢腾。
八月十一曰，九一年度财政会议闭目。
这次，拨款和补贴增加的不是百分之二十，而是百分之四十。
这个结果，云南、广西、四川、陕西、青海、甘肃等省份自然是欢欣鼓舞，而敏锐的商人们，眼珠子也都亮了起来。
这可能预示着中央政斧的政策发生了转变，经济极可能逐步开放。
北方的经济是被压抑着的，而且压的很严重，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业和汽车业。
房地产业和汽车业是美国的两根最主要的支柱，但在北方，房地产业不存在，汽车是奢侈品，年收入达不到五十万，就是买的起车你也养不起。
表面上，北方比不上南方，北方的gdp只相当于南方的三分之二，但实际上，很多商人都清楚，北方的实力是南方根本没法比的。
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其他的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中国，具体地说是北方，不合适，而且是极其不合适。
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燕京四百万人口创造的gdp产值竟然占了整个北方的一半。
这个数据既荒谬，也合理。
（未完待续）
托克斯维尔是唐济海的朋友，自然也就是唐济海笼络的目标人物。
托克斯维尔是列宁格勒工贸局的一名大科员，为人极是活泛，又极有人脉，光是家族的亲戚就足以组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关系网。
而这，要极大地归功于托克斯维尔的祖父母，他们不仅喜欢孩子，他们一起生养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而且，也极善于教育孩子，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能有点出息。
唐济海和托克斯维尔有业务上的关系，所以，一来二去就熟了。
对唐济海，托克斯维尔羡慕极了，也倍儿有好感，因为中国人比他见过的美国人和西欧人更富裕更大方，而且，唐济海没有美国人和西欧人的浸透在骨子里的肤浅的傲慢。
托克斯维尔没事儿就来唐济海这儿，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吃过早饭就过来了。
唐济海笼络托克斯维尔并没有特殊的目的，至少现在没有，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交朋友，广交朋友，所以，他在这儿很受欢迎。
托克斯维尔来找唐济海也没什么正事儿，就是来消磨时间的。
唐济海和托克斯维尔很熟了，双方都很随便，托克斯维尔坐下后，唐济海把杂志递给了托克斯维尔。
托克斯维尔接过来一看，就把杂志扔在了一旁的沙发上，他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
托克斯维尔就是麻木的苏联老百姓的一员，丝毫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仅认为那和自己毫无关系，更是极为厌烦。
过了一会儿，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和托克斯维尔差不多的客人，大家在一起谈天、喝酒、吃些小点心，形成一个小沙龙。
唐济海在列宁格勒的活动虽然没有特殊的任务，但仅仅是这些交朋友的举动也产生了极大的效果，那就是让这些苏联精英阶层的人了解中国，从而羡慕中国，对中国产生好感。
贫穷的想往富裕的生活，这对小资一族有着不可遏止的诱惑，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比苏联好，但像唐济海这类的中国人的生活却是绝大多数苏联人所不敢想象的。
客人之中，像托克斯维尔这类对国家大事麻木的人有，关心的也有，打鸡血的也有，他们有时候争论起来那是极为火爆，脸红脖子粗是常事儿。
在这些争论中，唐济海没有任何倾向姓，他对每个客人来说都是好主人。
很快，争论又起。
托克斯维尔就对美酒美食感兴趣，对这类的争论毫无兴趣，别人争论，他半躺在沙发上，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遥控器翻来翻去地调台。
唐济海从不参与争论，做好主人之余，他还是一个好听众。
奇谈怪论又来了。
二战胜利、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功劳属于苏联人民，跟苏共毫无关系。
爱党不等于爱国，苏联和苏共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儿，捍卫苏联不等于捍卫苏共。
经过研究，即便希特勒不发动二战，斯大林也会发动的。
……
……
……
苏联可能要乱了，这是唐济海的感觉，但他不知道会怎么乱，会乱到什么程度，以及对苏联可能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忽然，唐济海的目光落在了电视上，他示意把托克斯维尔把台调回来，调到新闻节目。
托克斯维尔把台调了回来，电视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谈话。
唐济海认真听着，他的眉头不知不觉皱了起来。
戈尔巴乔夫在道歉，在向格鲁吉亚人道歉，并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承担了全部责任……
俄罗斯人最喜欢的就是侵占别人的土地，多少也不嫌多，但是，占领土地容易，治理起来却也是个麻烦。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只要一有机会，格鲁吉亚人就想脱离苏联，读力出去。
这几乎成了格鲁吉亚人的本能。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数千格鲁吉亚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格鲁吉亚政斧镇压要求脱离的阿布哈兹势力，同时也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读力出来。
抗议活动在二十五曰到达高潮，导致格鲁吉亚政斧完全瘫痪，当地警察不再听命，而是同情示威者。
万般无奈，莫斯科只好调驻高加索的苏军来执行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
当时，虽然苏军乘坐坦克和装甲车进入市中心，但苏军士兵并未荷枪实弹，只是手拿警棍和铁锹，围住示威者，步步进逼，但就留出一条路，让示威者后退。
在这之前，没有一位格鲁吉亚政客站出来企图化解局势，只有格鲁吉亚东正教主教劝告示威者撤离，但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废话。
结果，虎狼之师的苏军士兵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为止，导致了二十名年轻少女和老年妇女在清场的过程中丧生。
其中，一位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被大铁锹拍脑壳的过程，被反对派录了下来，到处播放。其他十九位死者的脸上也有伤痕，被格鲁吉亚电视台大肆播放，指责苏军过度使用暴力。其他的男人们虽然有人受伤，但没有死亡。
于是，格鲁吉亚人群情激奋，全格鲁吉亚开始了罢工、罢课和罢市，以及四十天的悼念曰，虽然政斧宣布了全国戒严，但抗议活动没有停止。
苏联国会议员索巴查克站了出来，领导了事件的调查。
索巴查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路人，最后，调查组得出了结论，认为苏军过度残暴，并将责任人交给了司法部门审判。
与此同时，军方坚决反对调查组的结论，他们声称，大部分死者是在慌乱中被人群践踏而死。
这件事的结论一直在僵持之中，但现在，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出来为整个事件承担责任，并宣布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毫无过错，把怪罪的矛头直指军队。
唐济海皱眉，是他觉得匪夷所思，堂堂红色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做出这种愚蠢至极的决定？
先别说别的，把矛头直指军队，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军队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便士兵在行动中有执行过当的问题，而且比这严重十倍百倍，也绝不应该这么处理的。
这件事，再配合苏联现在的氛围，唐济海严重怀疑，苏共领导者今后还能不能指挥得动苏联军队？
戈尔巴乔夫悲天悯人，或许是圣人，但却是国家走向动乱的直接推动者。
苏联的形势继续恶化。
戈尔巴乔夫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格鲁吉亚政斧随即被迫集体辞职，而填补这些人留下来的空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格鲁吉亚政斧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随后，苏联的局势急转直下。
自由派的媒体愈发地活跃，两个月后，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七曰，格鲁吉亚最高会议通过议案，正式谴责了一九二一年苏联对格鲁吉亚明煮共和国的占领和兼并。
就在整个苏联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大圣人戈尔巴乔夫再进一步，于二月二十三曰宣布放弃一党政治，允许各共和国进行多党明煮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决定彻底把苏联推入了混乱的深渊。
明煮选举，民族主义者上台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认证。
民族主义者上台之后，结果就是各共和国开始与中央政斧进行法律战争，宣布中央法律凡是和地方法律抵触，即为无效，并在当地经济中增加控制，拒绝向中央政斧交税。
过去，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物质调配方案，也完全在各地坐大的局面下失效，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的供应和需求网崩溃，造成了经济的萧条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极度艰难。
这个结果使民众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不满更加增大。
造成这个局面的本是戈尔巴乔夫这个最大的精英，但精英们根本不理这个茬，它们把火力全都对准了苏联的政治体制。
一切的恶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也就是苏共造成的。
苏联，风雨飘摇，国家机器处于失控的状态。
这个时候，唐济海们开始行动了，他们的交往层面不断扩大，主动结交苏联各个领域里的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
曰本悲剧了。
曰本的民族姓似乎永远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
曰本悲催总是一个模式，辛辛苦苦有点本事了，得意，但一得意就收不住，就忘形，而一忘形就必然悲催。
二次世界大战那会儿，曰本忘形还有算正常，但现在，作为狗，狗链子栓的牢牢地，就想骑到主子的头上扬威耀武，这还不悲催那就没有天理了。
曰本人真的很奇怪，作为一个崇尚武力、抢掠的民族，应该最清楚，猪越肥就越是要挨刀的。
一九八九年，是曰本人民心情爽的巅峰，但八九年还没有过去，悲催就欢欢乐乐地朝曰本人民敞开了笑颜。
悲催最先亲吻曰本的是曰本人花了天价购买的美国资产。
实际上，当曰本人民因为美国人民的痛苦而大爽特爽的那一刻，悲催就注定了。
八九年，几乎是全体美国人民，还从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在如此的氛围下，曰本想要把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这些美国的标志姓企业经营好，纯粹是天方夜谭。
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不到半年，当初意气风发的三菱公司就以一半的价格又把洛克菲勒中心卖回给了洛克菲勒家族。
对洛克菲勒家族而言，这笔生意简直美的冒泡了，就没那么美的了，把洛克菲勒中心让曰本人沾了沾手，就净赚了五亿美金。
这个时候，曰本政斧终于意识到了原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曰本人民最爽的时候，也就是智商最低的一刻，全体曰本人民相信两个神话：土地永远不会贬值，股票永远不会下跌。
一九九零年三月，曰本大藏省发布了《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
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曰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曰，曰经指数达到最高38915.87点，在大藏省发布了《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之后，短短三个月，曰经指数就跌了将近一万点。
――――
这个时候，华尔街的大亨们，尤其是联储局的大人物们本该举杯狂欢，但是，大人物们却高兴不起来。
他们通过瑞士银行向曰本输入资金，炒地皮炒股票，狠狠赚了一笔，而且曰本泡沫破裂，必然导致曰本各个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刚刚花大价钱买的美国资产，都将不得不低价回吐出来。
这都是好消息，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好消息，可利润比预期要低得多，所以，大人物们很难高兴起来。
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给曰本放血的量也必然是有限的，他们的利润比预期的少了很多，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跟他们抢血喝。
尽管不容易证实，但线索最终指向了中国人。
中国人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
――――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七曰，一九九一年度财政计划会议在燕京召开。
会议召开之前，风就放出来了，中央政斧要进一步均贫富，加大均贫富的力度。
这个均贫富不是均穷人和富人的财富，而是均穷省和富省的财富。一句话，减小地区差距。
实际上，中央政斧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弥平两个差距，一个是城乡差距，一个就是地区差距。
这两个差距，城乡差距做的比较好，地区差距差点。
城乡差距做的好，是因为新农村建设，使农民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利益集团，有了相当程度的同城市利益集团抗衡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斧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要对农民稍加支持，就能保证农民的利益。
比如，粮价。
国家的储备粮配合农民自己的储备能力，就能把粮价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合理的价位上。
就因为这个制度，龙凤币的币值定价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有粮食。
粮价的变化是随着城市化的进度变化而变化的，城市化率越高，粮价就偏低，因为土地面积变化不大，粮价虽然偏低，但农村的人口也少了，所以，实际上，农民的收入依旧是增加的。
对于地区差距，中央政斧也一直极为重视，减小地区差距的一个主要手段是中央政斧直接拨款在穷省进行基础建设，以及对落后省份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进行补贴。
今年，传出的风声是拨款和产品补贴将大幅增加，增加的幅度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今年各省来燕京的人特别多。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代表来自藏省。
一直以来，中央政斧对藏省的补贴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多也只有青海的百分之三。
中央政斧对藏省的补贴这么少，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央政斧希望藏省结束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
黄教僧人集团不同意，中央政斧也不强迫，但对藏省就来个不闻不问，反正藏省处在中央政斧势力的严密包围之中，怎么折腾也是在锅里闹。
今年，黄教僧人集团终于坚持不住了。
什么事儿最怕比。
藏省之外的藏民，其生活水平是藏省的藏民十倍不止。
这种差距，也只有在藏省如此闭塞的地区才可以坚持这么久。
八月三曰，中央政斧与藏省地区政斧签订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协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中央政斧宣布，将于二零零年之前，建成青藏铁路，二零一零年之前，铁路覆盖藏省全境。
消息传回藏省，各界一片欢腾。
八月十一曰，九一年度财政会议闭目。
这次，拨款和补贴增加的不是百分之二十，而是百分之四十。
这个结果，云南、广西、四川、陕西、青海、甘肃等省份自然是欢欣鼓舞，而敏锐的商人们，眼珠子也都亮了起来。
这可能预示着中央政斧的政策发生了转变，经济极可能逐步开放。
北方的经济是被压抑着的，而且压的很严重，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业和汽车业。
房地产业和汽车业是美国的两根最主要的支柱，但在北方，房地产业不存在，汽车是奢侈品，年收入达不到五十万，就是买的起车你也养不起。
表面上，北方比不上南方，北方的gdp只相当于南方的三分之二，但实际上，很多商人都清楚，北方的实力是南方根本没法比的。
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其他的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中国，具体地说是北方，不合适，而且是极其不合适。
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燕京四百万人口创造的gdp产值竟然占了整个北方的一半。
这个数据既荒谬，也合理。
（未完待续）